夏廷献：《杂谈书法二十年》（选载）(79) 《永字八法》结书缘
79 《永字八法》结书缘
——和红学家、书法家周汝昌先生的一次书信交往
听到我国著名红学家、古典文学专家、诗人、书法家、95岁高龄的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5月31日凌晨1点59分在家中去世的消息，心头不由一震。看到老先生留有“不开追悼会，不设灵堂，让他安安静静地走”的遗愿，深为先生的高风亮节所感动。情不自禁想起和老先生的一次书信交往——决定整理出来表示深切悼念。
十年前的2002年8月中旬，听到书法界一位人士说，周汝昌先生出版了一部书法理论著作《永字八法》，值得一看。
笔者虽然孤陋寡闻，但还知道周先生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家。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学专家，“竟”写了一部书法理论著作，令人感到新奇。且“永字八法”，前人多有论述，先生选了这么一个“老课题”，如何能写出新意？欲知究竟的心情促使我想尽快看到这本书。
某日，一连跑了几家书店，均无所获。看来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书，注重经济效益的一般书店是不进货的。我只好同一家书店协商，写好了书名和联系电话，请他们为我预订一本。这家书店颇负责任，一周后便通知我，书已经到了。我连忙放下手头“活计”，去到书店，花了39•8元，从柜台上取走了心仪的《永字八法》，出了门才想起，刚才只顾高兴，连购书小票都忘了拿。拿到书，利用几天时间，夜以继日地拜读之后，深感先生60年苦心孤诣上下求索的巨制《永字八法——书法艺术讲义》，是一部书法理论的“正本清源”之作。先生所阐述的精言要义使我受益匪浅。尤其是先生“用两万字阐释两个字（遒媚）”的做法，使我明白了什么才叫“学问”，怎么“做”学问。一句话，花钱买了这本书（2002年6月第2次印刷的）——看到了一位“红学”专家在书法上的创见和背临的具有示范意义的《兰亭序》，值！
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，看了先生在书中关于“聿学”的论述，多处用事实加推理的方法说到笔的起源和发展过程。心中便有点“痒痒”，想就其“聿学”的基础——“笔问题”向先生讨教。于是就冒昧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，讨教 “笔问题”。我的主要观点是：1、有字时即是有笔时。先民在载体上有意识地划上“一画”（字）时，即是有“笔”时。2、起码有“聿”字时即是有“笔”之时。古字“聿”就是笔的本字。最早创造发明“笔”的地方在黄河流域。3、毛笔在商代和春秋已普遍使用。考古发现，商代已经有了原始的毛笔——“兽毛捆扎物”，物证是“甲骨”上已有“毛笔”蘸着天然颜料“书写”的“墨迹”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全国各地制造毛笔已经相当普遍。物证是中原河南信阳、长江以南湖南长沙挖掘的春秋战国楚墓中，都发现有兔箭毛做成的毛笔。只可惜制作者的名字没有通过典籍和口头流传下来，人们无从知道那些“准毛笔”是何人制造的。4、蒙恬把毛笔改良成功。秦始皇时，文武双全的将军蒙恬在各国各地的“准毛笔”基础上，改良成功了“秦笔”，逐步形成了“尖、圆、齐、健”的制作标准。由于秦始皇推行“书同文”，书写文字的“秦笔”，伴随着李斯规范的“小篆”，由“秦地”被推行到了全国。毛笔像蒙恬领兵修筑的万里长城一样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传了下来。毛笔的改良，可以认为是书写工具由硬到软的一次革命，为汉字书法形成独立的东方造型艺术，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。5、刀笔到毛笔的转变。最初，刀笔和毛笔同时存在。后来，刀笔演变成了扁锋形毛笔，存在了相当一个历史时期。例如秦时的“石鼓文”，有学者考证出是“短锋扁形毛笔”书写的。“兽毛捆扎物”则演变成了“准毛笔”，蒙恬在这个基础上又把它改良成了较为“正规”的圆锋形“毛笔”。再后，又和刀笔演变而来的扁锋形毛笔逐步融合在了一起，形成了比较标准的圆形毛笔。这种毛笔形成后，由于它在创造书法艺术中的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，很快在书坛“一统天下”，“刀笔”退缩到了篆刻领域，才得以保留了下来。毛笔是我国特有的。我国特有的比较繁杂的用“六法”组合的文字，特有的竹木、甲骨、陶器、玉石等载体，决定了最初的书写工具是刀具和“兽毛捆扎物”，进而催生了特有的毛笔。而西方的拼音文字（埃及等少数国家除外）的书写，由于文字笔画不多、组合相对简单、载体多是兽皮和树叶之类，所以最初一般是用芦苇杆、小骨棒、羽毛管蘸着颜料书写的。之后，便一直在“硬笔”的路子上前进，直到如今的钢笔、圆珠笔等。所以说，毛笔是我国特有的，这一点是应该没有疑问的。正是这个特有的柔软的毛笔“划”开了中西方文化的“界限”。6、笔的普及和发展。毛笔由秦时秦地借助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法令，推向——普及到全国后，原楚地制作“聿”比较盛行的中山地区（今安徽宣城、泾县一带），由于和“秦笔”的形状、材质基本接近，所以制笔业很快地发展起来。到了汉代，纸张出现，毛笔更成了书写的必备工具，由此出现了极负盛名的“宣笔”。不少书法家都以使用“宣笔”为幸。著名书法家王羲之、柳公权还曾写过《求笔帖》。南宋之后，“宣笔”逐渐被浙江的“湖笔”所替代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，“湖笔”现已发展成平毫、兼毫、紫毫、狼毫等四大类几百个品种。如今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和有制造毛笔传统的地方，毛笔制造业仍很发达。毛笔，不仅继续发挥着创造书法艺术的实用作用，而且已经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观赏和收藏的工艺品。综上所述，笔的发展经历了“硬笔（箭头、骨、石、树枝等硬物）——硬笔（材料同上）、准毛笔（兽毛捆扎物）并存——毛笔（蒙恬改良后的）为‘主流’”的“三个阶段”。这三个阶段的时期划分，大体上可以以比较成熟的甲骨文产生为界，之前为硬笔阶段；之后至秦为并存阶段；秦以后至今为毛笔占主流的阶段。此外，我对周先生在“永字八法”释义中，关于“书与御”的关系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这里从略。
9月4日写完信，往哪里发呢？知道先生住在京城，但不知邮编地址，想了想，寄往出版《永字八法》一书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，请责任编鄂力、 于惠平代转。于是便把信发到了广西——绕圈投递吧。信虽然发出了，但自己心中也没有把握，信能不能转到，转到后，先生是否有时间和心情理会一个无名之辈的打扰。大概在10月份，从报纸上看到，先生身体不适，尤其是视力下降严重，看书写字都很困难。我想到这种状况，对一个与文字为伴的文化人，是相当严重的。心中一方面希望先生早日恢复健康，另一方面也深感我的信发得冒昧唐突，给先生增添了麻烦。先生回不回信的事，就不再去想，加之其它杂事“冲击，也就淡忘了。
2002年12月15日，接到了地址是北京市前海西街17号，单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信，心中有点诧异，没有熟人在此啊？急忙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周汝昌老先生亲笔写来的信。硬笔蓝墨书写在四张白纸上，两张大16开的，两张大32开的。行草字体，竖行直写，结字独特，韵味拙辣。从落款时间和字迹和所用墨水看，先后四次写就。第一次10月21日的一张，在写了几句客气话后，说明了迟复的原因：丧妻之痛；病目不能见字；身边一时无人为助；第二次时间不详，讲请人读了我的信，对我所说的关于“笔”的“三阶段论”，表示：“我们所见无乎不同。”接着说曾有文章涉此，但“漏收于《永》书”。《永》书的重点是讲笔的完善和笔法的发展等。第三次11月份讲“旋又因小恙多日”，信没有寄出。第四次则写了一个“学术问题”，问我的看法。
看了85岁高龄的老先生在“丧妻”“病目”“小恙”的情况下，四次写的这四张信，真是诚惶诚恐，感激涕零！
我于当日就给老先生回如下一封信：
周老先生大鉴：
惠函今日收到，至幸至感。
看到先生以抱病之躯亲笔书写了四张信纸，深感诚惶诚恐！悔不该以区区小事打扰先生。值此机会，表示歉意，并顺祝先生身体健康，继续为“红学”和“书学”作出历史性的独特贡献！
先生在信中，对我在（给先生的）信中写到的“‘笔’发展的‘三阶段论’”给予了肯定。先生说：“我们所见无乎不同。”这无疑是对晚学的鼓励。先生其它论述，我将认真研读，不仅领会内容，也感受书法韵味，更学习虚怀若谷的大学问家风范。
现在称之为“竖”的笔画，“八法”中称为“弩”。先生在信中说：“尝疑八法自侧至磔七字皆仄（入声）可以协韵，而唯弩例外，盖本作射（亦入声协韵），后人不解，遂易为弩。”问我的看法如何。
先生从“七字皆仄，唯弩例外”的“声韵学”出发，认为“弩”字应为“射”字。这一推断，颇有新意——提出了一个可以做学问的选题。笔者对此的看法是：
1、“八法起于隶字之始”（唐•张怀灌《玉堂禁经》）。弩字在“隶字之始”的时代如何念，是否念“奴”音，是否是“入声”，不得而知。如果是入声，岂不是八个字都可“协韵”了。
2、先贤用“弩”为竖画命名，可能有“名符其实”的考虑。“八法”实为用八种“军事术语”作“比喻”。比喻不仅为笔画冠了名，更重要的是比喻的“意思”即是“法”——技巧、法则、意境。为何将竖画称作“弩”而不叫“射”？聪明的先贤可能想到：“射”字含义相对“虚”一些，涉及到弓背、弓弦、箭头、箭杆、靶标、射者等因素，“形象”不具体，“要则”难把握。而“弩”字，就是指“弓”，含义明确，形象具体。“竖画”为主要笔画，用“弩”冠名，意在书写时，要略弯如弓，才显得有力有势，才显得“直”——若写得垂直反而感到“不直”，没有力势。也可以说，先贤用“弩”不用“射”，具有理论导向意义。
3、书法实践证明用“弩”比用“射”更能准确地表现出“竖画”的风采和内涵。卫夫人、王羲之、欧阳询都主张“竖”要写得像“万岁枯藤”——直中见曲，苍劲有力。如何做到，没有明说。马上皇帝李世民一语道破天机：“为竖必弩，贵战而雄。”意思是写竖画必须像引劲弩（弓）一样用巧力，贵在像战斗行军那样有进有退有回旋余地地行笔，使线条雄强有力。而“阳刚美”则是在书法之美中一直（起码在宋代之前）占“统治地位”的。
以上浅见，请先生教正。再次打扰，幸谅。
祝先生新年愉快，身心康健！
此致
夏廷献
2002年12月15日
我的孔见，能否为先生认可，不得而知。但既然先生问我对“永字八法”中笔画名称“七字皆仄，唯弩例外”的看法，我也就“直说”了。我知道先生看字困难，特地用三号字打出，并于12月16日发走。
得知周老先生驾鹤西去的消息，我想到了秦丞相兼书法家李斯的名言：“泰山不拒细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江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”。周汝昌老先生为何能够攀登上“红学泰山”成为享誉海内外的《红楼梦》研究家，为何能够形成属于自己的“书籍江海”——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（其中有《书法艺术问答》《永字八法》），我的看法，除了天赋、志向、学养等原因外，虚怀若谷，不拒细壤、不择细流也是因素。不然不会为书法上的一个“学术问题”几个月内先后四次给笔者写一封回信。
祝周汝昌老先生一路走好！
2002年12月记录
2012年6月3日整理
夏廷献，河南省南阳市人。1944年出生于农家， 1964年入伍，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（海军大校）。
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幼时写大仿，与书法结缘。中学时，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，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。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。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“文字”工作，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“生命形态”。1999年出版了专著《书道犹兵——中国书法艺术新探》，提出了“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”的观点，揭示了“兵法与书法”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，探索了二者同理、同法、同势、同美的内在规律。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，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，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
1999年之后，出版了《中国书法千字文》。在《书法导报》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戏剧脚本、游记文学、工具书等。
《杂谈书法二十年》（选载）护尾要用“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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